2021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85周年，今年也是魯迅誕辰140周年。

但凡家里有書的人，幾乎必然有幾冊魯迅作品。早在1938年，就有了第一個版本的《魯迅全集》，還為這套書特地成立了“魯迅全集出版社”;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僅《魯迅全集》就出版了1958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還有其他出版社，及其他單行本，尤其在誕辰140周年這樣的大日子，除了公版的魯迅作品，他人寫魯迅的作品也紛紛出版，《魯迅：大先生，小日子》《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這樣的魯迅》……

9月，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的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魯迅手稿全集》新書首發(fā)式在國家圖書館舉行……這些國家級的紀念活動之外，其實魯迅還以另外一種方式活在年輕人的視線中。

“猹在咬瓜了”“還有一棵也是棗樹”成為T恤上的印花，“你是個好人”“從來如此，便對么?”“的確是我說的”成為書簽上的slogan……當同時代的很多作家作品都已成為經(jīng)典——束之高閣的那種，魯迅依然走在時尚的前沿。

一個“梗”的誕生，首先要有廣泛的認知基礎(chǔ)和認同度，這也從側(cè)面說明，魯迅的文本有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在看。魯迅都“140歲”了，我們?yōu)槭裁催€讀他?

這一屆年輕人，與魯迅的親密接觸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語文課本，《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孔乙己》《狂人日記》……那是一個被教科書建構(gòu)的魯迅;一個是網(wǎng)絡(luò)段子，很多話都可以是魯迅先生說的，閏土與猹也成為一種CP，那是一個被亞文化解構(gòu)的魯迅。

然而，當《覺醒年代》一類的影視作品橫空出世時，這些年來我們與魯迅之間的一種不同以往的關(guān)系就顯露昭昭。他說的“有一分熱，發(fā)一分光”兼具理想與現(xiàn)實，那兩棵棗樹也超越了“梗”的價值，站成一種永恒——年輕人有了重構(gòu)魯迅的可能性。

我們還喜歡讀魯迅，可能因為在他身上有一種永不過時的求索的精神。不知道前路光明與否，不知道努力是否有結(jié)果，但只要認定一條路，就可以走下去。無論在需要救國救民的年代，還是當下，這樣的熱情永遠不缺乏追隨者。

而且很重要的是，這種熱情不是少年式的沖動，而是一種“就這樣了”卻還偏要再斗一回的頑強，或者簡單些說，直面人生。眾所周知，魯迅說話不好聽，從來一針見血，不走溫情范兒;巧了，這一屆年輕人也不太相信雞湯。經(jīng)歷社會鍛打，說“躺平”也好“喪”也罷，我更愿意理解為一種底線意識，躺平了就沒人能打到我、就還能站起來，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不妨礙我依然熱愛生活。

在這一點上，魯迅和我們不謀而合。魯迅與許廣平的《兩地書》，談及抗戰(zhàn)，是“絕望的抗戰(zhàn)”;但他又說，“絕望”只是第一步，后面還該有第二步——“抗戰(zhàn)”。魯迅不止一次說，他并不期望“速勝”，甚至不期望“必勝”，但對一個真的猛士來說，就是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那些與黑暗短兵相接的文章，為今天的我們做出了示范。

何況，魯迅筆下的人物并沒有走遠。《故事新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里面的主人公是女媧、嫦娥、大禹……總之老得不能再老;即便是“新編”，也已經(jīng)是上世紀八九十年前的事。但這些人和事，換個名字，就是一幕幕當下的現(xiàn)形記。

鄧曉芒在《孤獨的魯迅》中說：“多年以前，曾聽一位朋友談起，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雖有數(shù)千年，但其實不過一個甲子，60年一循環(huán)。當時聽后付之一笑，以為很機智，但也未必，夸張而已。不料紀念魯迅先生逝世60周年的時候，將先生當年所作文章翻來一看，大為驚異，竟如寫于昨日!”那是1996年，又是25年過去了，這話還是沒錯。

時間似乎對于魯迅無效，但對大部分人來說，時間很重要。比如，無論圖書、影視、藝術(shù)……現(xiàn)在各行各業(yè)都想抓住、甚至去討好年輕人，畢竟年輕人的喜好決定了行業(yè)未來受眾的基本盤。但對于年輕人，魯迅就不討好，他到后來甚至有個困惑：新青年就一定比舊人更進步嗎?

魯迅在《答有恒先生》里說：“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xiàn)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于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

寫得如此扎心，但魯迅又對青年沒有死心，他熱衷于幫助蕭紅、蕭軍、柔石這樣的青年，他對青年、對理想主義，依然愛護;他做的依然是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寬闊的地方去”。所以，重要的不是對青年的崇拜，包括青年自己，也不必為這點年齡優(yōu)勢沾沾自喜，而是要思考青年這個身份所承載的意涵。

作家余華發(fā)表過一次演講，前面絕大部分篇幅都在說自己當年如何討厭魯迅，甚至當自己成為作家、被稱為魯迅精神繼承者的時候，都覺得是在貶低自己的寫作。原因之一在于，魯迅在他小時候，不只是一個作家名字，更是一個代表永遠正確和永遠革命的詞匯。

上小學時，余華和同學爭論太陽什么時候離地球最近，爭執(zhí)不下，直到余華搬出了魯迅：“魯迅先生說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對方才悲傷地低下了頭：“魯迅先生也這么說，肯定是你對了，我錯了。”

后來，時代又變了，當魯迅從一個詞匯回歸到一個作家，余華才重新發(fā)現(xiàn)了他。魯迅只用一句“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就寫出了一個精神失常的“狂人”，余華佩服得五體投地。只有當一個人回歸到可討論、愿意討論的范圍，他的偉大之處才會在他的凡人之軀中閃現(xiàn)。

現(xiàn)在的魯迅，是一個凡人。比如，我們知道，他不僅懂文學，還懂穿搭，是一個時尚KOL。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他在杭州教書時……新置了一件外套，樣式很像現(xiàn)今的中山裝，這是他個人獨出心裁，叫西服裁縫做成的”。他不僅懂生活，還提供戀愛指南——魯迅和許廣平之間的“小刺猬”“小白象”之類的愛稱，讓今天的年輕人自嘆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