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第七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揭曉，繪本《蘇丹的犀角》獲得首獎。揚子晚報紫牛頭條記者了解到，這本繪本是南京兒童文學作家戴蕓和畫家李星明赴非洲采訪后創作的作品，不過遺憾的是書中“主人公”犀牛蘇丹已經去世，它是世界上最后一頭雄性北白犀，它的去世也基本宣告這個物種的滅絕。記者聯系上戴蕓，聽她講述了在草原上和蘇丹相處的故事。

《蘇丹的犀角》繪本

獲得華語繪本界最高獎

記者了解到，今年9月，第七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獎結果在線上揭曉，《蘇丹的犀角》獲得首獎。豐子愷獎是華語繪本界的最高獎，全世界用華語創作的繪本都可以來參評。繪本寫了世界上最后一頭雄性北白犀的真實經歷，用童話般的筆法回顧了它的一生。

紫牛新聞記者采訪時，戴蕓正從新加坡回國處在隔離中，將在原定于11月舉辦的上海國際童書展上領獎，這次她的另一個作品還在國際繪本故事比賽中獲得金獎。豐子愷獎兩年評選一次，比賽由獨立基金會組織，邀請兩岸三地評委進行評選，邀請的都是比較權威的專家，是業內極為重要的獎項，被視為華語繪本界最高獎項。

為了寫出真實感受

她決心去非洲采訪

戴蕓告訴記者，知道蘇丹故事是2014年，當時是從新聞中看到的消息，“被這件事情吸引了，覺得很有意思，一年后忙完手中的工作，我才開始研究和搜索蘇丹的信息。我發現犀牛的故事比我原來想的要豐盛得多，突然有了一種強烈的愿望想要去做這件事。”

戴蕓覺得，僅靠網上搜索肯定不行，她開始想盡辦法找到蘇丹身邊的人。“當時用了很多辦法聯系到蘇丹生活了35年的捷克動物園，蘇丹當時雖然在非洲，但是它仍然屬于捷克動物園。”戴蕓說，一位捷克動物園國際交流方面的負責人熱心地向她介紹起了蘇丹。在兩人的視頻過程中，對方給予了很大幫助，也提供了很多信息和資料，在這些內容的支撐下，戴蕓完成了第一稿。此時，出版社也看上了這個故事，表示愿意出版，不過戴蕓認為，要做好這個故事還需要實地采訪。“如果沒有采訪，我沒有信心把這個故事寫得有說服力，于是出版社找到了畫家李星明，我們就一起去了非洲。”2016年，戴蕓和李星明各自出發，在非洲碰頭后，兩人一個采訪、一個寫生。

草原上的紅色胡蘿卜

是蘇丹被人工飼養的印記

戴蕓一行去非洲的時候是當地的淡季，看不到什么人，犀牛蘇丹顯得比較孤單。“它有自己的一片活動場地，有它的圍欄，有它專職的飼養員，然后也會有帶著槍的警衛在四周。”戴蕓說。

“在去非洲之前，這個故事是什么樣的，從結構上我已經基本知道了，但是親臨現場之后，見過它、摸過它之后那種感情完全不一樣，寫作的信心也很足了。”戴蕓說，在和蘇丹親密接觸后，她獲得了敘述的信心和情感，對文本非常有幫助。近距離觀察也讓她獲得了千里之外不可能捕捉的細節。

“你會在書中看到我寫了胡蘿卜的細節，我看見蘇丹的時候，周圍的背景色是非洲大草原上那種高級灰的色調，然后突然就在灰綠色的廣闊天地中出現了橘紅色的胡蘿卜，那種顏色特別顯眼，讓人感覺它完全不應該出現在那個地方。”戴蕓回憶，飼養員解釋，因為蘇丹在動物園吃了35年的胡蘿卜，所以它回到非洲之后，其實整個消化系統都已經適應了原來的飲食，它仍然會想要吃胡蘿卜。雖然蘇丹后來也開始吃草，但它仍然保留了在動物園時的一些生活習性，“所以一堆胡蘿卜放在草原上，讓我覺得很扎眼，時刻提醒著人們，蘇丹已經不是一個真正的野生的犀牛。我覺得胡蘿卜的存在其實是一種印記，自己不去現場感受，不會有人告訴你這些。”

一個耳洞引起的深思：

草原上的犀牛不需要名字

戴蕓說，在非洲和蘇丹相處的過程中有一個細節讓她印象深刻，就是蘇丹的耳洞，“我去的時候正好早晨的陽光照射在蘇丹身上，一縷陽光穿過它的耳洞，我注意到它是個正圓形，這個形狀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這種強烈的沖突吸引了戴蕓，工作人員告訴她，這是在動物園的時候打上的，以前會掛上一個標牌，寫上這只犀牛叫蘇丹、什么時候捕獲的等信息，方便工作人員辨認。“現在標牌已經沒有了，但是耳洞還在，這給我帶來很大震撼，我覺得犀牛是不需要這個耳洞的，就像我在書里寫的，蘇丹本來是沒有名字的，野生的犀牛是不需要名字的，可是當它進入動物園后，需要這樣一個東西來確認身份，它真正的性格和身份也就沒有了。”戴蕓覺得，有些悲劇的是，如今這個耳洞仍然留著，但它最終也不需要別人來確認它的身份了，因為它已經是那里最后一頭了。

“它的耳朵讓人悲喜交加，所以耳朵這個細節也反復地出現在書里面，可能不是所有讀者都能感受到這個細節，但希望他們每一次去讀的時候，都能發現一點新的內容，就像尋寶一樣。”戴蕓說。

聽到蘇丹去世的消息

畫家辭職把繪本畫完

記者了解到，犀牛蘇丹于2018年3月19日去世，此前它是世界上最后一頭雄性北白犀。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一次遷移非洲瀕危動物的行動中，3歲的蘇丹在蘇丹共和國境內被捕獲并送往捷克的一家動物園，在那里度過了三十多年的歲月。2009年北白犀在野外絕種。2010年，為了增加北白犀自然繁衍的機會，人們把已經38歲的蘇丹和另外三只北白犀一起送回了非洲，讓它們居住在肯尼亞的自然保護區，蘇丹得以在暮年回歸故鄉，但是這個讓北白犀繁衍后代的努力并沒有成功。

戴蕓和畫家李星明去非洲采訪是2016年，當時整個團隊的心愿就是在它去世前把書出版。她介紹，當時蘇丹已經相當于人類的90歲高齡，隨時都可能去世。不過由于兩人工作繁忙，而故事又太過于悲傷，工作一度進展緩慢，差點就要放棄。“2018年蘇丹去世的時候，我們把消息發在工作群里，當時大家都哭了。”這個消息對李星明沖擊很大，他很快辭職開始專注繪畫，希望把工作完成，而戴蕓也開始抓緊文字工作。

最初的文稿中是用第一人稱敘述的，最后才改為第三人稱。戴蕓解釋，在人稱方面做了很多掙扎，十分糾結。“用第一人稱可以走入犀牛蘇丹的內心，情感上非常充沛，但問題是，這樣復雜的一個故事，無法用第一人稱說明白。”在戴蕓看來，大人們大多知道犀牛的珍貴，也了解它們是如何被獵殺的，孩子們并不知道。如果不能解釋清楚，繪本就失去了意義。“從第一人稱來說，很多事情犀牛它是不知道的，犀牛不能理解自己生活的背景、悲慘遭遇的意義，所以最終我還是選擇用第三人稱來寫。”

成為媽媽后她開始創作

繪本給了她驚喜

戴蕓告訴記者，開始接觸繪本是從她成為母親開始，“我們這個年代的人，小時候是沒有看過真正意義上的繪本的，頂多看的是小人書，如果不是因為有了孩子，我可能不會接觸到繪本，也不會走上這條路。”

從小喜歡寫作和畫畫的戴蕓，當她接觸到繪本后覺得很震驚，認識到有這樣一種讀物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把文字和圖畫的敘述結合起來。“這兩樣我喜歡的東西可以結合起來，讓我很驚喜，很快就喜歡上了繪本。”戴蕓開始幫出版社把故事翻譯成英文，幫他們做海外的版權推廣，然后她開始寫一些導讀、書評，慢慢地開始創作。2011年左右，她開始在兒童讀物《東方娃娃》上投稿，這本讀物也是中國最早引進繪本概念的雜志。

“我寫的第一本繪本叫《誰的鞋子》，當時有少兒出版社的編輯找我，說他們想做一套書，希望故事既有認知功能，又有故事性，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我覺得這種‘半命題作文’還挺好玩的，就開始寫作了。”戴蕓說，她并不算“高產”，十年時間也只出版了五六本，“因為一本的周期很長，我寫的故事內容要更多，其中一部分還在繪畫或編輯的過程中。”

(紫牛新聞記者|劉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