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兼顧職業與生活：青年擇業觀悄然改變

記者：近期，一些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相繼發布，引發網友關注。《2019年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顯示，應屆畢業生在京就業的比例近三年連續呈小幅下降趨勢。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不再“北漂”的青年，都去了哪里?

李長安：近幾年，應屆畢業生在京就業比例持續下降，原因多種多樣。按照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人口遷移的動力由遷出地的“推力”與遷入地的“拉力”共同構成。“推力”即排斥力，“拉力”即吸引力。

一方面，隨著以北京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生活、居住成本越來越高，對大學畢業生的“推力”也越來越大。工作、購房、通勤壓力大，幾乎成了大城市中青年的普遍感受，網上流傳的“996”“打工人”等熱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工作生活狀況。另一方面，各城市之間的“人才大戰”連年上演，很多二三線城市連續出臺優惠鼓勵政策，對大學生的“拉力”越來越大。“非北上廣深不去”的想法，在很多年輕人心中已悄然改變。

同時，一線城市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在加快，過去大而全的產業結構已經改變，勞動密集型企業數量減少，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企業持續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從注重數量向看重質量轉變。

再看大學生群體，他們的擇業觀也與過去有所不同，一些二三線城市舒適的生活環境和寬松的工作節奏，是吸引大學生的重要因素。

趙忠：應屆畢業生在京就業比例逐年下降，是勞動力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就業多元化趨勢逐漸顯現帶來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大學生就業逐步呈現多元化趨勢，早期主要體現在就業單位的多元化，經歷了從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事業單位，到國有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成為重要雇傭主體的轉變。

“為什么高校畢業生不愛‘北漂’了”這一討論興起，提出了就業多元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即就業區域的多元化。近年來，北京的核心功能定位發生變化，明確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不再包括“經濟中心”這一戰略定位，對非首都核心功能逐步疏解，必然會推動部分畢業生離京就業;北京居住和生活成本連年上升，讓畢業生深感居留不易;同時，其他城市和區域創造出更多滿足他們職業生涯發展需要的平臺，給了他們更多的選擇機會。

從調研數據看，很大一部分北京高校畢業生選擇到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二三線城市就業，既能滿足職業生涯發展需要，又能更好地兼顧生活質量。

2.海闊憑魚躍：人才“下沉”、機遇上升

記者：長遠來看，越來越多畢業生選擇二三線城市甚至更基層地區就業，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趙忠：當前，我國不同城市和區域在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方式、比較優勢上的差異逐漸明顯，對勞動者的技能需求也日漸差異化，為畢業生就業拓寬了選擇空間。中西部地區和二三線城市的快速發展，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在全國范圍內的實質推進，也為畢業生到非特大城市就業生活創造了更好條件。

畢業生選擇就業地點，本質上是勞動力要素在空間上的優化配置過程。如果有更多畢業生選擇到二三線或更基層地區就業，將有利于全國人才分布的優化，提高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和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推動當地經濟發展與轉型，促進我國區域之間、大中小城市之間更加平衡發展，從而孕育更大的生機活力。

李長安：過去很長時間里，大學生到一線城市就業，是獲得“成功”的標志之一。但大量大學生聚集在一線城市，容易使勞動力市場產生“擁擠”現象，一方面減少人才在一線城市得到理想工作崗位的機會，另一方面降低了大學生的就業質量。

如今，大批大學畢業生在選擇就業地時目光放遠。隨著他們的“下沉”，許多二三線城市、基層單位的人才結構得以改善，辦事效率有所提高，對于我國經濟更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對畢業生個人而言，這種選擇能夠突出個人的知識價值，獲得更大的職業發展空間。

3.既要“筑巢引鳳”，又要“固巢養鳳”

記者：這些年，不少城市為吸引人才出臺了優惠政策，讓人才看到一片充滿希望的藍海;當然，也要看到一些離開“北上廣”的人又因頻頻受挫而重返故地。您認為，要讓“下沉”的人才留得住、發展好，還存在哪些“腸梗阻”，又該怎樣革除積弊?

李長安：目前各地出臺的人才優惠政策從落戶到工資職稱、從住房到養老醫療等，幾乎涵蓋了方方面面。這些政策對大學畢業生來本地工作有一定吸引力。

但事實上，僅有這些遠遠不夠。最根本的還是要大力發展當地經濟，改善發展環境，這才是留住人才的“王牌”。同時還要看到，如今大學生的就業意愿已經由過去對待遇、戶口等的追求，轉變為對自我價值實現的更高關注。因此，各地引進人才時不能僅停留在待遇、落戶等層面，更要著力營造適宜人才發揮作用、得到成長的環境，既要“筑巢引鳳”，又要“固巢養鳳”。

趙忠：不少城市的人才政策與發展環境存在突出問題：政府居于主導地位，市場未能成為人才合理流動與配置的決定性因素;用人主體缺位嚴重，導致政府行為替代市場機制的現象時有發生;用人單位與政府之間溝通不暢，政府宏觀政策與企業微觀需求之間不能完全匹配;各地人才政策嚴重趨同，與當地自然稟賦、發展水平等銜接不足，削弱了政策因勢利導的作用。

解決上述問題，一是要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對政府而言，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營商環境至關重要。二是建設服務型政府，做好人才和企業的服務工作，成為連接人才和企業的紐帶。吸引人才是為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經濟社會發展得好才能更好地吸引人才，進而形成良性循環。三是幫助人才真正實現安居樂業。安居要在教育、醫療服務等方面下功夫;樂業要通過制度設計創造公平的人才職業生涯發展環境，以活躍的經濟涵養人才。(項目團隊：本報記者 李曉、耿建擴、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