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將至，各地不少辛苦一整年卻被欠薪的農民工再次走上艱辛的討薪之路。記者調查發現，在農民工欠薪案件多發的建筑領域，常會出現一種“尾款怪象”，即在工程項目施工期間，農民工大多都能順利拿到工錢，但工程項目一旦進入尾聲或竣工，他們想要領到尾款，卻會遇到老板的各種拖延理由，最終引發欠薪案件。面對此類“尾款怪象”，農民工如何才能拿到自己應得的報酬?

農民工欠薪案件呈現多發態勢

2020年12月31日，在江西省南昌市勞動監察部門的幫助下，48歲的張秋生終于拿到了被拖欠將近一年的工錢。與張秋生同一天收到工錢的，還有11名曾與他在一個工地工作的工友。

2019年6月，來自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水北鎮伍塘村的張秋生與幾名同鄉工友來到江西省南昌縣一建筑工地從事貼磚工作，一直做到2020年1月結束。但事做完后，工錢卻沒有完全付清。“2019年的工錢老板付得很快，但就是最后的將近1萬元一直拖著不付。”張秋生告訴記者。

近年來，國家在農民工工資清欠治理工作上不斷“加碼”，并取得階段性成效。但記者調查發現，欠薪案件仍然屢禁不絕，部分案件情況惡劣。2020年9月，南昌市高新區人民法院宣判一起“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經審理查明，被告人謝某作為勞務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一房地產項目施工結束后，將收到的勞務費挪作他用，導致10個施工班組126名農民工的486萬余元工資被拖欠。

記者梳理發現，無論欠薪數額高低、欠薪問題嚴重與否，案件背后都出現一種“尾款怪象”。被拖欠的工資，“老板們”要么硬拖不給，要么如擠牙膏一般，擠一點給一點，在建筑領域很少出現完全不給的情況，但要拿到尾款卻難上加難。

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6起檢察機關依法懲治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典型案例，其中3起都為建筑領域案件。2018年3月，黃某承包了重慶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某房地產項目，當年8月底項目完工，在轉包人向黃某足額支付工程款的情況下，黃某僅支付了農民工每月生活費，拖欠楊某等18名農民工的勞動報酬共計25萬余元。

部分業內人士表示，“尾款怪象”長期存在于建筑領域，“能拖就拖”早已成為一些人的慣用招數。張秋生說，在他的打工經歷中，這種情況已發生過多次，最后一筆工錢總是會被拖延好幾個月甚至一年，“有時候我們也不知道這錢到底在哪卡住了”。

雙重“有限”因素引發“尾款怪象”

記者調查發現，“尾款怪象”的發生，究其根本主要包括內外兩大原因，外在原因是“上頭打架，下頭遭殃”，層層墊資施工讓農民工成為犧牲品;內在原因是農民工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維權意識較低，發現欠薪問題大多只會忍。

建設資金有限，墊資施工成常態。記者了解到，作為承包商，建筑企業墊資施工早已成為建筑工程施工中最常見的開發手段之一。部分建筑企業墊資施工后，也會向各類分包公司賒賬，而勞務分包公司作為支付農民工工資的用人單位，大多會選擇預先墊付工資。

上頭“神仙”打架，底下的農民工卻遭了殃。由于層層墊資、賒賬，一旦開發商與承包商、承包商與分包公司之間出現問題導致工程款延遲支付，處于關系鏈條末端的農民工就成為“犧牲品”。“而且我們在工作中發現，承包商、分包公司大多也是通過借貸等方式參與施工，他們拿到工程款后，大多是先把錢用在還款或其他項目上，人工費靠后放。”一名勞動監察部門執法人員透露，資金一旦遭到挪用，就容易帶來欠薪隱患。

此外，據一名業內人士透露，由于工程款是按工程進度撥付，為保證工程順利進行，施工過程中的工程款、農民工工資往往都能及時到賬。但是，到了工程結算階段或者已經竣工，就常會出現各類糾紛，導致最后一筆包括農民工工資在內的工程款長期處于“不落地”的情況。

就業渠道有限，欠薪不敢告老鄉。“出來打工都是親戚帶親戚，老鄉帶老鄉，如果工錢拿不到，都是想忍一忍，等一等。”在江西務工的湖南籍農民工姚精良說。記者采訪了解到，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往往是通過同鄉或是親屬找到工作，這層關系網便成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生存的重要資源。不少農民工表示，只要熟人、老鄉能一直帶著他們干活，錢被欠幾年、錢少拿一點也沒事。

江西省南昌縣勞動監察局局長劉國忠說，目前農民工法律意識有所提升，施工前都會由勞務分包公司簽集體合同，但因為包工頭想和大公司長期合作、農民工想長期跟著包工頭干，就養成了即使工資被拖欠幾年也不向勞動部門反映的習慣，最終極易造成超過投訴時效，致使工資討回難度加大。

理清部門權責 讓政策真正落地

受訪人士表示，建設領域欠薪案件呈現涉及人數廣、欠薪數額大的特點，受疫情等方面影響，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欠薪風險隨之增加，建議理清相關責任部門權責并形成合力，加強建筑行業領域的源頭治理，讓農民工免受尾款拖欠困擾。

記者查閱發現，從2004年建設部、發展改革委等16部門聯合發過《關于進一步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的意見》，到2020年5月1日《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正式實施，國家已針對農民工欠薪問題出臺一系列文件。

南昌市勞動監察局副局長李清表示，治理欠薪“頑疾”關鍵要讓政策真正落地，建議在已有的聯合治理機制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分管職責，做到“誰用工誰治理，誰主管誰負責”，切實落實行業主管部門責任，加強各部門日常聯合檢查力度。

一名建筑領域業內人士建議，要減少農民工欠薪案件中的“尾款怪象”，相關部門要進一步強化事前監管，要求建設單位對農民工工資與其他工程款分賬管理、分賬撥付，監督企業將勞務費單獨撥付到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一旦發現工程款與農民工工資未分開、未做到按月支付等問題須立即調查了解，發現問題嚴肅查處，從源頭降低欠薪風險。

北京市京師(太原)律師事務所律師胡榮表示，按相關規定，拖欠工資的仲裁時效為1年，如果超過訴訟時效，作為勞動者來說即使通過法律途徑追討也容易喪失勝訴權，建議農民工發現被拖欠工資情況，立即向勞動監察部門反映，及時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同時，司法行政部門和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將農民工列為法律援助的重點對象，為農民工提供便捷的法律援助。